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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铁娘子的政治遗产,代表布克奖四十年来最高水平的写作

2015-12-08 11:12:38   翻书党  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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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曼·鲁西迪

  用家族故事作为国家历史的缩影,读者早已不会感到陌生。只不过,鲁西迪的“魔幻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压在了历史现实上。正如他本人在访谈中所说,脱离了现实世界的魔幻故事是无味的。与其说“魔幻”源于鲁西迪的有心修饰,不如说是来自于印度历史与现实本身带有的荒诞。叙说看似虚妄的历史,对抗看似坚固的现实,这是主人公萨里姆(Saleem)叨叨不休的叙事源泉。在《午夜之子》里,“历史”被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了原先的名词意谓,变成了动词、形容词,成为主人公的私有财产,拥有了黏质属性,变成阿齐兹-西奈家族的宿命和诅咒。而我们恐怕并不会像博多(Padma)那样,面对“历史”这个千面魔王,深感不安而目瞪口呆地追问道:“这是真的吗?”相反,我们宁愿相信萨里姆从天而降的“填补知识空隙的法子”,使得每件事的每个细节都在脑海中栩栩如生——即使“大凡我们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刻”。假如我们还有追问能力的话,那就应该趁着历史还没有溜走,去追问鲁西迪笔下的萨里姆,他要用“虚幻”的故事去代替什么历史——而这种代替又为何如此必要呢?

  1949年以后的中印经历了彻底的大起大落。1950年代正处蜜月期,尼赫鲁访华、不结盟运动、万隆会议和“五项原则”成为美谈。《流浪者》《大篷车》既是一整代国人的集体记忆,也同样是鲁西迪这一批午夜之子作家的灵感源流。到了1960年代,一切急转直下,兄弟成为敌人。1990年代一切好转,而这时的印度则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世界:一篇《恒河晨浴》打头,我们一边想象着种姓制度、性别歧视、环境污染、龟速火车、人口爆炸、摇摇欲坠,想象着分离主义和毛派游击队;另一边想象着非暴力不合作、善待生命、瑜伽修行、天人合一,想象着无限商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许犯了某些东方主义式的想象错误,可印度人对自身的想象,不见得比邻国人来得更贴近历史。《午夜之子》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历史居然如此佶屈聱牙。许多印度网民在书评网站上留言:鲁西迪这部《午夜之子》是一部写印度故事的杰作,可是太难懂了——他到底想说什么呀?

  鲁西迪显然什么都想说,就像刚成立的印度共和国,什么都可以做,就像刚脱离襁褓的萨里姆“会实现自己所有的理想”。前两个五年计划狂飙突进地过去了,失败紧随其后。然后是失败跟着失败。圣雄甘地设想的统一失败了,尼赫鲁设想的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也失败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设想的国有化再一次失败了,被她的儿子——继任首相拉吉夫抛到一边。2014年的大选中,失败又一次被挖掘出来充当舞台背景,尼赫鲁-甘地家族尽管早已转向了大张旗鼓的市场化改革,然而他们不仅背上了通货膨胀的黑锅,还要继续为1990年以前那持续近五十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失败负责。莫迪政府的上台让印度在尼赫鲁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振兴工业”的时代,这次是招商引资的新强人取代了计划经济的老鼓手。

  2015年来得恰如其分,从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算起,正好是四十年。印度举国都反复记忆着那个“黑暗”的时代:英迪拉打击异己,关押不同政见者,推行恐怖的紧急状态,强行计划生育,大权独揽,离独裁就差一步。8月份出版的《今日印度》周刊用调侃的语气回忆了紧急状态的“政治遗产”:今天的印度政治家,包括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都“受洗”于这一“毋庸置疑将印度带向极权主义”的历史事件——那时还年轻的他们与甘地夫人斗智斗勇,不放弃希望,终于获得了胜利!

  《午夜之子》诞生于1970年代末,鲁西迪当然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尽其所能地讽刺与调侃“独裁者”甘地夫人。他反复咀嚼着“寡妇”这个极其侮辱女性的词藻。“寡妇的手”伸进了午夜之子的子宫里,消灭了下一代,也就象征着消灭了印度的无限可能。让甘地夫人为这一政治惨剧全盘负责,萨里姆应该再同意不过。可历史总是狡黠的,紧急状态的绝育术完全是通过一层层的国家机构和公营部门,以政绩锦标赛和任务分包的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按历史书写历史,午夜之子就应该一个接一个拿着手术刀,为了凑够晋升的指标,努力寻找并结扎他们之中的其他人。这一全民共谋的权力游戏足以大作文章,却被平白简化为了老巫婆赤裸裸的权力欲和湿婆上校的仇恨宣泄——午夜之子,除了湿婆和忍不住招供的萨里姆,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当《午夜之子》从头到尾都标榜着历史的时候,书写意味着用历史的无穷可能,向今天单向度的未来发起进攻。讽刺的是,书写寡妇和绝育,耐人寻味地成了新的知识-权力体系的帮凶——要消灭记忆,就必须创造另一种记忆。紧急状态消灭生产,压制政治。今天讲述紧急状态的历史,则是纯粹的生产,生产出恐惧的、无能的主体,让印度人时刻记住历史上政治的黑暗,记住尼赫鲁-英迪拉的失败。既然历史上,英迪拉通过打击辛迪加派,让国大党变成左派和右派的两个党,强行国有化银行,把斗争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那么重新讲述这一段历史,就要突出甘地夫人的独断专行与疯狂的斗争意识。英迪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因此被牢牢地和不可理喻的黑暗政治捆绑在一起,印度的主流政治斗争也就旋即通过这种生产,回到要通货膨胀还是不要通货膨胀、要强人政治还是要世袭家族的消灭政治中来。人们会惋惜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可挽回的分裂,而对印度建国之后长时间的努力,则常常嗤之以鼻,进而佐证莫迪的政策正确无误。

  出生在建国时分的午夜之子一代尽了他们的努力。萨里姆召开大会,尝试构建理想政治,但这一尝试最终被残忍地判处了死刑。刽子手并不只有英迪拉一人,还包括萨里姆和其他午夜之子——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鲁西迪自己。午夜之子大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始终拒绝,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获得政治基础——与大众的结合。尽管萨里姆的鼻子能感知印度各地千千万万的呼喊,但他却始终没有能力聆听底层的声音。他的体内始终有两股力量的较量:一边是对贫民的同情,一边是高高在上的精英身份,导致他不断质疑和徘徊。萨里姆只好一次次地说服读者:“请相信,我正在四分五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最终会化为六亿三千万颗尘埃,恰恰代表着八十年代初印度的六亿三千万人口。

  在鲁西迪看来,“人民在哪里”带来的割裂像鬼魂那样困扰着阿齐兹-西奈家族:老外公最终一头栽进了莫卧儿细密画般的婚姻与家庭,把列宁的《怎么办》放在一边;父辈的纳迪尔从懦弱的年轻人成长为坚定的政治家,却败给了贿选;萨里姆的“午夜之子大会”,更不必说,他能听见所有人,却无法组织任何人。反而是贫民窟里的老人,魅力远远超过这些天赋秉异的孩子,既可以轻轻松松召唤毒蛇,也能轻轻松松召唤群众。鲁西迪无法用写实的笔法处理这种动员群众的能力,只能称之为“魔术”。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人民”,却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魔术师。印度独立变成了魔术师圣雄的个人表演,进而又被当成了真实,当成了建国的神话。

  然而,萨里姆身上一天天扩大的裂痕和空洞未必要怪罪于阶级差异,它为什么不会是纯粹的幻想呢?午夜之子无法团结人民,可阉割午夜之子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却恰恰拥有这种神奇的能力。鲁西迪也许很难面对这样的事实。然而,正是在1960年代末一蹶不振的国大党里,不被看好的英迪拉·甘地运用纯熟的政治手腕,和她父亲的老同事开战。德赛反对她国有化银行,她就解除德赛的职位,继续国有化;国大党右翼不满她过于左倾的态度,英迪拉就果断和右翼的辛迪加派决裂,并提前在1970年举行大选;反英迪拉者聚在一起大喊“英迪拉滚出印度”的口号,她就顺手用“贫穷滚出印度”回击;反英迪拉阵线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结果却是国大党(英迪拉派)狂扫人民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重回尼赫鲁时代才能比拟的执政高峰。尽管我们仍然可以辩称,英迪拉这一手,不过是煽动穷人的民粹伎俩罢了,然而萨里姆所梦想的,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魔法呢?可惜的是,甘地夫人这个在印度现代历史中拥有最多不同面孔的复杂人物,只匆匆得到了一副小丑的面具,就消失在了《午夜之子》那多元印度的书写背后。

  印度近代史不乏英雄,尽管历史永远都要由“人民”来创造,印度知识分子却也时常乞灵于英雄发动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民”,以完成反殖立国的建构。其中外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甘地——瘦弱的“圣雄”,身披土布,一呼百应,星火燎原,对抗帝国。这个形象经由本·金斯利主演的一部《甘地传》,成了超乎历史之上的真实。然而《午夜之子》一定会让读者失望,深深卷入印度历史的阿齐兹家族居然跟圣雄毫无关系。甘地甚至死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草草地一笔带过,萨里姆宣称他清楚一切错误,却仍要继续错下去。

  席卷世界的甘地神话完全可能长着一张不属于印度的面孔。尽管淡化了甘地,鲁西迪仍然尝试着复述甘地神话,拯救那个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印巴纷争、存在于甘地主义理想中的“多元一体”的乌托邦印度。然而正如我们从紧急状态的书写复杂性中所能看到的,抛开具体的历史,这个“多元”的印度就很有可能沦为一套泛滥的说辞,乃至于变成一个巨大的叙事陷阱,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自己在心中挖开的空洞。鲁西迪很清楚这种叙事的风险,所以他拒斥道德化的、圣人化的甘地形象,也努力让穆斯林阿布杜拉、共产党人纳迪尔、革命者约瑟夫一同背负起叙述历史的命运。然而他又深深地陷入这种危险,因为他必须通过操作那些危险的符号——那些因为嬉皮文化而流行一时的神话套路和绚丽想象——才能够讲述印度和南亚的故事。

  萨里姆听得到底层的声音,却无法转换成语言,亿万人的声音只能把他逼得爆炸,在孟买的人群里爆炸。然而在《午夜之子》里,印度近现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的尝试,仍然埋在魔术师召唤群众的巨大阴影下,或者被当作无能无用的失败往事。今天,无论是从印度国内还是海外来看,历史的棺材都钉牢了盖板:费边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失败了,不结盟运动似乎溃散了,尼赫鲁-英迪拉的政治遗产被他们自己的后人抛弃,然后遗忘(当然,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强国梦想)。紧接着是一个万花筒、动物园、洒红节狂欢一般的奇妙印度,伴随着软件工程师、宝莱坞大片、服务业外包、“印度制造”和国际瑜伽节,成为想象印度的唯一方式,以至于不同种姓可以被想象为和谐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以至于剥削和压榨可以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印度旅游局带头把这一切煮成一锅鲜美的杂烩咖喱酱(《午夜之子》的结尾,萨里姆干了同样的事情)——瓶装,清洁(有一些牛粪,但恰恰证明了有机),称之为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带有背景音乐)!

  不可思议的“印度文化”是一种奇妙的混合,与其说那是一套完整的历史遗产,不如说是像文化研究者阿帕杜莱(Appadurai)笔下的印度菜那样,由种种不同和异质的部分按照“国家”的结构强行组合编排的一套体系。鲁西迪所展示的也正是这样一套在印度之外的人们看来绚丽神奇的万花筒。它让人眼花缭乱,让人目不暇接,让人想保护它的丰富多彩(而无数的印度人拼了命想要抛弃它)。阿米娜·西奈家门口摆摊的利法法·达斯展示他的西洋镜时,吆喝的是:“Duniya Dekho!来我这里看世界吧!”同样我们完全可以把《午夜之子》当成鲁西迪的西洋镜推车,只不过他高喊着的是:“India Dekho!一本书让你看尽印度!”

  出版与图书业界证明了《午夜之子》的力量。2008年,超过七千八百位读者参与了布克奖四十周年的“最佳布克奖”投票,以选出他们心中能代表布克奖四十年来最高水平的写作,候选名单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J.M.库切这样的后殖民文学巨匠。最终,《午夜之子》以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荣膺这一奖项。然而讽刺的是,超过三分之二的投票者来自英国或美国。这样一本将故事框架建立在底层人民力量上的后殖民小说,到底谁才应该是它的真正评委呢?跟随鲁西迪走进历史,《午夜之子》是享受的,是伟大的,更是危险的。要阅读它,我们就必须使用不合时宜的读法,把它的虚幻当成真实的历史,让它和真实历史的幻境猛烈地碰撞起来。否则它就不过是一本词藻华丽的Lonely Planet,一本印度风情指南,而萨里姆和午夜的孩子就完全有可能自以为逃离了英迪拉的绝育工程,却消灭了自己的历史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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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印度 铁娘子 布克奖 责任编辑: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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